白癜风精细诊疗优惠灵素之问
还原古人观察视角和中医经验理法的演进。
栏主
忆忘先生，从事临床工作，研习传统文化和中医经典，索求源流，力图还原古人的观察视角和经验及理法的演进。
辅行诀之伪，在于歪曲杜撰历史，自娱自嗨。
藏府大小补泻诸方，如果参考南北朝《删繁》的藏府补泻诸方，是完全不同的规则，没有后世的五行生克，更没有“五五二十五”的药法，这是宋代以后的理论，也就谈不上真实的“传承”。
用五苦欲补泻作为大小补泻的理论基础，但是辅行诀作者不清楚这一套来自《养生经》，指的是食疗方。无论是《千金》《太素》还是《素问》的引用，列举都是食材，如五果、五菜、五畜等等。并且五苦欲补泻讲的是“急食”某某“味”的食物，来进行食疗补泻。关键在于，辅行诀作者更不知何谓经方，妄论仲景“经方体系”的由来，本是凭空想象杜撰。
辅行诀：隐居曰：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或有夙痼，或患时恙，一依五脏补泻法例，服药数剂，必使脏气平和，乃可进修内视之道。不尔，五精不续，真一难守，不入真景也。服药祛疾，虽系微事，亦初学之要领也。诸凡杂病，服药汗吐下后，邪气虽[难]平，精气被夺，致令五脏虚疲，当即据证服补汤数剂以补之。不然，时日久旷，或变为损证，则生死转侧耳。谨将五脏虚实证候悉列于左，庶几识别无误焉。
汗吐下之后当据证服补汤，这个有没有？至少在仲景体系中没有明确的说法。能看到的是“糜粥自养”之类。实际疾病的定义法，在经方和医经是存在差异的。五藏的概念，经脉的概念，通通都不是经方，而是医经。经方以寒热水火祛邪，注重寒温，不在于五藏结构分形，这种分形对于疾病与症状而言，必然成为过度失效分形。
所以，经方本寒温、量浅深，以苦辛攻邪，以水火标榜寒热，其短板是无补法。辅行诀作者根本上不知何为经方。
另外医经中的五藏，在汉代根本不是核心定义，更不可能成为疾病的一般定义方式。比如皇家有密室之府，官员包括太常太史有“博士之藏”，因此府藏在汉代的地位，泾渭分明。礼记王制曰六府，而非藏。
比如仓公传中的五藏五气脉法，并不是普遍的诊断，而仅仅是一部分，有多种疾病无法冠以五脏。因为汉代的观念是延续先秦“天六地五”，府的地位高于藏，六府的地位高于五脏。因此天地之道是五加六等于十一，因此经方是十一家。经脉是十一条，直到被《脉经》《千金》引用的《删繁》的十一经脉、十一藏府针药补泻诸方，依然是以十一为天地之道。
只有五行成为天道，成为绝对的至高以后甚至高于阴阳，其标志是以五行分类阴阳，以五划分时间使得四季变为五季，然后从汉代“六情扶成五性”颠倒为“六气因五行生”之后，才可能有以五藏为核心的观念。
辅行诀：陶云：经方有救诸劳损病方，亦有五首，然综观共要义，盖不外虚候方加减而已，录出以备修真之辅，拯人之危也。然其方意深妙，非俗浅所识，缘诸损候，藏气互乘，虚实杂错，药味寒热并行，补泻相参，先圣遗奥，出人意表，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
救劳损诸方，不是经方，而是经方之外的和剂汤法。辅行诀为代表的观念，是延续汉晋以后对张仲景体系的误会，因为张仲景把经方变为表里之治，把医经变为虚实补泻融合经方与医经和剂为一体，被南北朝之后误称为经方，一直误会到现在。实际经方早已被仲景淘汰，医经的内治法也无法单独成为完整理论，也就是说，历史上根本没有“经方派”“医经派”的事实，而仅仅是无知的误会。
皇甫谧关于内治法，主要体现在寒食散论（见载于《隋志》），与什么“汤液经法”八竿子打不着。皇甫并没有体现出对于整个经方或医经理论其他的内容，传说他写了三部针经，到底是不是还两说。也就是皇甫论的主要是五石散，五石散分为水火之剂，而寒食散是温性的属水剂，也即是皇甫谧专攻五石散之中的水剂，与汤液经法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能与其他医家相提并论。
汤液经法究竟为何物，众说纷纭。位列经方十一家之一，并且排名第十，后面紧接的是“神农*帝食禁”。如果明确经方是水火之剂，本寒温苦辛祛邪，则汤液经法为“经方汤液之所宜”，而必然与经方食禁对称。也即是食物寒热之宜忌。也就是食宜、食禁的另名。而食宜根本不是经方之祖。宋改千金，犹把“汤方”改为“汤液”，与散、膏等并列，可见宋代也没有丝毫将“汤液”视为诸方之祖的概念。
退一万步说，即便汤液是组方的起源，也与仲景体系的来源毫无关系。何况不是呢？素问中汤液十日，治疗轻浅之疾，必齐*药攻邪，醪醴百日养病，实质是汉以前经方与和剂不分家的用法。
所谓“似乱旧经”是根本不知所云的含糊其辞，丝毫不清楚水火之齐如何变为表里之治。
和剂补泻以平性食物五果五菜五黍五畜等等皆以食物补虚为核心而与经方水火祛邪相区别，故仅仅强调“五味”补泻，而丝毫不强调其寒热属性，因为总体偏于性平，食物必须是“无*”，趋于平性补益。而经方强调的是寒温与苦辛，食物强调的是甘平甘滋。二者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内治法。
所谓的“似乱旧经”“方圆规矩”，可谓大言不惭，以己昏昏之*话连篇。
陶云：经云：*药攻邪，五菜为充，五果为助，五谷为养，五畜为益，尔乃大汤之设。今所录者，皆小汤耳。若欲作大汤者，补有汤内加羊肝，补心加鸡心，补脾加牛肉，补肺加犬肉，补肾加猪肾，各一具，即成也。
如果，小心一点，对比一下《千金》与《素问》同样的内容，就会发现“*药攻邪”四个字，在《千金》中是没有的。这是唐代之后，无眼无知之辈增改。为什么没有，因为五苦欲补泻讲的是五果五菜五黍……全食品，与“*药攻邪”没有关系。
大小如果是加不加肉，请看伤寒论。大青龙加肉？大承气加肉？还是大柴胡加肉？还是有哪个名“大”的方子要加肉？
辅行诀: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者；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十十首；下品*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黩契经方之旨焉。经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气，化生五味，五味之变，不可胜数。”
这一段更是胡扯了，因为陶弘景注本草时，根本没有冠以“神农”，本草全都是世家作品各自冠以人名，如蔡邕、李当之、吴普、秦承祖等等。冠以神农是陶弘景之后。而上中下三品之说，在唐以前除了陶的说法，还有雷公之三品，完全是不同的理论。
雷公云：“药有三品，病有三阶；药有甘苦，轻重不同；病有新久，寒温亦异。重热腻咸（重热腻滑咸醋）药石饮食等，于风病为主治，余病非对。轻冷甘苦涩（轻冷粗涩甘苦）药草石饮食等，于热病为主治，余病非对。轻热辛苦淡药物饮食等，于冷病为主治，余病非对。其大纲略显其源流，自余睹状可知。临事可制宜，当识斯要。”（按括号中为宋改，据真本《千金》）。这段论述反映了南北朝以前西汉经方对于风寒热三类疾病的“三阶”治疗和药法特点，并据此将药物分为三品，是指病有新久（浅深）、轻重（虚实）、寒温三类不同，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所论的上中下三品有别。
弘景曰：“外感天行，经方之药，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写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山林僻居，仓卒难防外感之疾，日数传，生死往往在三五日间，岂险之虞也，今亦录而识之。”
二旦首先是对于《千金》《外台》的抄改之误，阳旦汤本为桂枝加饴糖，阴旦汤本为桂枝加*芩汤，是桂枝汤基础上的病传与合并病，仅仅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个分支，代表合并太阳或太阴中风的寒热与补泻的局部。
阳旦汤与阴旦汤的对称，并不能概括对称的完全性。因为除了寒热及表里的对称，还存在虚实补泻的对称，如麻*汤脉紧无汗与桂枝汤脉缓有汗的虚实对称。如果把桂枝汤理解为温补表位津液，则其对称可以是清热而补津液如白虎汤，也可以是清热而利水、祛湿如*芩汤，还可以是后乃攻里的承气辈，那么其对称又为什么不可以是当先温里的甘草干姜汤或者四逆辈呢？而这些情况在《伤寒论》中都有体现。如果把桂枝汤命名为阳旦，则与之对称的几类情况，用阴阳无法标识和区别。对称多重性所导致的歧义，必须采用其他方法。
也就是说伤寒体系不来自二元展开，更非来自什么“二旦四神大小补泻”。《辅行诀》能骗到无数学者专家，令人吃惊之余，应该正视的是，中医界对中医史的歪曲导致误解和盲从，由来已久，原因是六朝误会，再加上唐宋改篡，直接导致辅行诀作者这类无知无畏冒充陶弘景，大发狂论邪说，无疑是对中医学术史的无知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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